10月12日下午，在杭州市余杭区新港村，“村长”常迎娇带着上届亚运会龙舟冠军李家岱踏上“乡村步道”，体验当地新建的足球场、网球场、波浪跑道和数字体育馆。 目的是利用冠军的资源和专业经验，为这个已经初具规模的运动村引进合适的水上运动项目，从而吸引更大的人流量。

这里适合进行哪些水上运动？ 什么样的项目能够吸引尽可能多的人？ 具体的投资回报率是如何计算的？ 如何推动长期运营？ 常映娇心中带着这些疑问，她想趁机从李嘉岱那里得到一些答案。

在上海一家大公司工作七年后，常迎娇于今年2月正式来到浙江农村，成为一名“乡村CEO”。 这个身份不是村干部，而是底薪18万元的乡村职业经理人。 这8个月来，她的工作就是连接村里与市场，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运作。 “主席”是当地村支书，支付她底薪的人是杭州市余杭区政府。

这一模式自2019年起在余杭区规划实施，已探索实施三年多。 这也让浙江成为从地方层面推广“乡村CEO”的先行者和示范者。 这个带着CEO光环的职位，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到农村就业。 那些聘请老总的农村，正在逐渐显现出“专业人做专业事”的好处。

这是个人的选择，时机已经到来

10月初，在杭州永安村完成一周实战培训的温州姑娘高冰霞，被认为是准“乡村CEO”——她是浙江千人乡村CEO培训班首批100人之一。计划于今年9月正式启动。 学生之一。

连日来，温州市农业农村局正式发布招聘公告，面向全国招聘首批20名农村职业经理人，又称“农村CEO”。 高冰霞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她将尽快竞争这份工作。 作为第一批参加培训的学员，她也觉得自己注定会获胜——一方面，这100名学员是从近千名报名者中选拔出来的，另一方面，他们也会接受相对系统的学习。 获取圈内人力资源。

从研究机构创始人到乡村CEO，高冰霞并不是一时冲动做出这样的决定。 受疫情影响，她关闭了去年8月创办的研究机构。 她原本的活动策划业务在疫情期间严重萎缩，这促使她开始寻找新的机会。 由于她之前的科研项目与乡村有很大关系，而她本人也来自温州农村，将自己之前的创业经验和资源带入乡村，不仅可以实现乡村振兴道路上的个人职业转型，也完成了她的职业道路。 回国的梦想。

1985年以后出生的策划设计师李俊考也是首批100名学员之一。 与高冰霞类似，他曾经经营过一家公司，巅峰时期营收近千万。 受疫情影响，他的主营业务也处于恢复和休息阶段，也需要开拓新的市场和领域。 这不仅是个人的职业规划，他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发展农村，在建设农村的同时，为自己现在的事业找到更大的机会。

来自湖州的金树斌是当地水产协会秘书长、雨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作为第一批学员之一，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他的水产苗圃基地就在湖州。农村，他平时接触最多的人都是农民。 目前，浙江乡村CEO已在杭州、温州试点，湖州很可能于近期开始招募。 因此，他参加了培训，后来又参加了乡村CEO的竞争。 他希望自己能在机会到来时做好准备，成为村里的首席执行官。

用李俊考的话说，下乡、当乡村CEO，既是个人转型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

一方面，这些有工作甚至创业经历的年轻人看到了“农村有很大的潜力”。 另一方面，他们过去的工作经历意味着他们具有市场敏感性和业务能力，可以为农村经济培养职业经理人。 男人的负担。

作为浙江千人乡村CEO培训计划的组织者之一，浙江省农业学会会长徐建华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首批入选的100名学员中，绝大多数都有工作经验，年龄在45岁以下。这些在市场中磨练出来的操作能力和经验，加上年轻人的思维、干劲和情怀，是成为乡村CEO的重要条件。

这是个人与乡村之间的双向旅程。 对于浙江大部分村庄来说，推进近20年的“千万工程”已经完成了基础设施等硬件改造，实现美丽乡村。 接下来如何运营、疏导流量是关键，急需善于市场运营的专业人士。 天赋。

“如果再深化几千万的项目，文章怎么做？” 余杭区副区长吴伟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要实现两个转变，即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把美丽乡村变成美丽经济。 把美丽乡村转变为美丽经济，必须坚持一村一品一特色发展农村特色产业，着力挖掘各村的产业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方向，形成不同的特色产业。标签。 这是我们正在努力探索的问题。 方向。

比如，永安村只能发展一种产业，所以它的特色就是稻作文明； 新港村建有多个标准化运动场，将重点经营“体育+”综合文化旅游项目； 景山村位于景山寺脚下，可以开发具有此特色的项目； 青山村原本就有设计基础，因此可以打造成为中国艺术设计村和艺术产业聚集地。 “这些事情必须由人来做，特色产业发展关键是VIP”。

作为常迎娇的“主席”，新港村党委书记何建国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现在正是引进乡村老总的好时机。 “前两年，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完善，现在场馆基本都建好了，就等人来了”。

浙江省乡村建设促进会会长姜文龙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乡村振兴、乡村经营是当前最大的趋势。 “我们刚刚开始培训100名学员，温州、宁波等很多地方已经要求我们派遣人才。 ”。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在乡村CEO制度建设上，余杭区成为较早形成制度化体系的先行者有基础，也得益于当地发达的数字经济和市场化思维。

余杭区作为数字经济比重较大的地区，拥有阿里巴巴、之江实验室、贝达药业等主要创新载体，是“浙江第一经济区”。 这使得2022年余杭区第三产业比重达到85.6%，而第一产业比重常年在1%左右波动。

吴伟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这表明余杭区产业结构已进入良性循环。 即使比例在1%左右，当地的农业体量也不小，从而形成了良性互补的产业结构。 对农村和农民的投资提供了信心。 余杭区作为浙江省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居杭州市首位。 在乡村建设方面，“未来村庄、和谐村庄已经从点到线形成，未来三年，全境将实现和谐美丽村庄”。

在他看来，当前并不缺乏乡村治理和服务型人才。 “从事党建工作的村书记威信高、能力强、人才济济。 但具有商业头脑的年轻人才还不够多。 这是我们要解决问题的主要原因。 为此，在千万项目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余杭区在地方率先开展农村CEO外部招聘，也形成了区财政提供资金支持的模式。年薪18万元，并结合绩效考核。

具体来说，这18万元中，余杭区农业农村局投资15万元，按年拨付到各村。 乡镇出资3万元，包括五险一金、福利费、工会费等，绩效考核根据村实际经营效益由各村股份制经济合作社确定。

杭州市余杭区永安村三年前引进了乡村CEO刘松。 他是这一创新模式中个人与村庄相互成就的代表，也是学生中的“大师”。 这位外国人在大型农业企业工作了近十年后，来到这个当时集体收入微薄的稻田村，开始了乡村振兴的探索。

由于地处特大滞洪区和永久性基本农田保护区，永安村能做的事情并不多。 一方面，刘宋对稻田进行“深耕”。 他通过与相关电商平台合作，用数字赋能产供销，实现稻田生产、农产品溯源、数字稻田营销等多种数字化可视化。 同时，物联网设备整合田间天气、土壤等信息接入阿里云，根据农产品销售情况进行数据分析，为精准营销和种植生产提供逆向指导。 此外，核心区1000亩土地已开发为​​10亩1单位企业认养稻田，可提前一年以每年8万元的价格认养，使水稻能够种前出售，保证种植收入并降低市场风险。 永安村生产的米粒也以“永安大米”等品牌进行包装，并尝试用大米制作月饼等创新形式进行销售，销量和品牌都大幅增长。

另一方面，刘松凭借稻作文化特色，依托整个“永安稻香小镇”品牌，打造“余上稻香”农业文旅一体化项目，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参观。前来旅游、参观、学习。 人们。 就在10月12日，来到永安村的成都市新都区清流镇投资考察组相关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他们当地有一位农村老总，专门种了几年田。以前就想去浙江。 学习经验，推动农村CEO在更大范围内落地。

走在永安村，你可以看到巨型猩猩和稻草做成的大象的田野风光，还有建在稻田里的儿童游乐设施。 “浑水摸鱼”、“珍珠开蚌”等项目也吸引了儿童和青少年。

这些热闹的景象，与永安村引进职业经理人、专业化运营团队后的实际效果相呼应：村核心区水稻产值从2000元/亩提高到6000元/亩； 经营收入由2000元/亩提高到6000元/亩； 村集体经营收入由2019年的73万元增加到2021年的315万元； 村民人均收入从2019年的42322元增长到2021年的22322元56920元。

与永安村相比，新港村的市场化运作才刚刚开始。 今年以来，新港村已承办足球比赛40场，各类民间赛事90余场。 每到节假日，这里的波浪栈道也吸引了很多孩子骑自行车或平衡车，释放自己的“力量”。 不过，新港村党委副书记李爱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该村并不担心冬夏令时和周末的人流，但周一至周五的人流却令人担忧。 这也是引入农村CEO想要解决的问题。

“乡村CEO”的创新之举，不仅倡导和强化经营理念，吸引更多社会力量的关注和参与，而且试图通过更专业的人才、资源和市场化思维，组建专业化的运营团队。 盘活并利用更多资源。 农民土地流转收入有限，还需要发展村集体产业，吸引群众返乡就业、创业，从而增加更多村民的收入。

乡村振兴的车轮不可能由任何一个人单独拉动。 “我们也在考虑如何深化，比如能不能把引进职业经理人变成职业经理人团队？” 吴伟强表示，农村经营困难。 政府首先要守住底线，提供基本保障，才能打破这种局面。 同时，通过总体规划，首先筛选出需要聘请职业经理人的村庄，然后为这些村庄挑选与其相匹配的职业经理人。 在经营上，保证市场化运作。 “乡村CEO虽然受政府引导，但只负责引进人才，后续整个过程政府不会参与，也不会帮助他们运营，一切行为都是他们做市场决策。” 同时，也存在着所选CEO及其团队被优胜劣汰的可能。 “这不是铁饭碗，有些老总水平很高，但他们不了解这个地方，如果他们的专业知识与村里的资源禀赋不匹配，他们也会被淘汰。” 。

经过两三年的磨合和探索，刘松的团队现已扩大到四五十人，涵盖销售、运营、产品供应链、项目申报、项目管理、项目验收、活动策划等。

乡村CEO只是一个起点。 聚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社会资源，共同为乡村振兴提供帮助和能量，才是进一步的出路。

成为“老师”的刘松，是浙江乡村CEO培训项目的数千名老师之一。 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整个培训的目的是为农村管理人才提供帮助，培养他们的系统能力和多方面技能，从而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培训对象中，40%是直接服务于村集体经济的人员，如现任村主任、村书记等，60%是间接服务于村集体经济的人员，如经营与村集体经济相关业务的企业家。农村经济，60%间接服务于村集体经济。 有一小部分年轻人愿意参与集体经济和农村经营。 培训总共持续了9个月，但整个教学和援助过程将持续3年。 为了更好地分析效果，一年后，不同类型的人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培训对象培训前后是否促进了当地集体经济的增长，是否引入了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等等，都将成为推动本次培训计划调整和完善的指标。

来自台湾桃园县新屋乡永安村的卢少奇是一位农业专家，今年初被对岸永安村吸引成为“新村民”。 作为永安村集体经济企业浙江前村经营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卢少奇现在也是浙江千村CEO培训班的班主任。 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在农村工作25年来，他们在乡村建设的探索中踩过很多坑。 因此，在系统培训中，他们主要向学员分享如何避免陷阱、发展可持续产业的经验。 其他山的石头。

目前，余杭区多元合作、群策群力、共享繁荣已“点燃”，乡村经营公司总数约40家。 到2022年，全区村庄集体经济经营收入9.44亿元，村人均收入达到660万元，彻底淘汰经营收入100万元以下的薄弱村。

吴伟强提出，通过吸引客流，开辟民宿、农产品销售等。 农村经济和农业经济是不同的概念。 农民收入不能作为单一的统计标准。 吸引更多人返乡就业创业等多维数据也应该成为更全面衡量乡村振兴、美丽经济的指标。

这些创新模式和开放思维也在探索实践中在全省乃至全国更大范围复制推广。 “这两天，来学习经验的广东人经常和我们交流到凌晨。” 姜文龙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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