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优育，三项专项附加扣除新标准来了。 8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提高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自2023年1月1日起，3岁以下婴幼儿、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每项提高1000元。

事实上，这是国家层面进一步减轻生育、育儿、抚养负担的又一“真金白银”举措。 自2013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众多用人单位开始推动一系列支持生育的政策。 2021年，一对夫妇可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以及配套的生育支持措施也将实施。 作为鼓励政策中最直接、最频繁的举措，“给钱”是鼓励生育的最佳方式吗？ 鼓励生育的关键和难点是什么？

特别附加扣除标准

具体来说，《通知》提出，将3岁以下婴儿抚养费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月1000元提高到每名婴儿2000元； 子女教育费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名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 至2000元；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3000元。 其中，独生子女每月固定扣除3000元，非独生子女与兄弟姐妹分享每月3000元的扣除额度。 每人每月分担金额不超过1500元。

财政部税务司、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进一步减轻生育、育儿、赡养负担的呼声不断。 3岁以下婴儿抚养、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三项专项附加扣除与“一老一童”直接相关。 提高相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有利于进一步减轻家庭赡养负担，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也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自2013年“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不少用人单位开始推动一系列支持生育的政策。 2021年，《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一对夫妇可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和配套的生育扶持措施开始实施。

今年以来，山东、广东、浙江、河南、云南等地陆续推出生育补贴、育儿补贴发放、加强住房保障支持等一系列措施。

从目前的补贴情况来看，三孩补贴最高的是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 根据其印发的《高新区按政策给予三孩育儿补贴实施方案》，对东湖高新出生的三孩每年给予1万元现金补贴。 2023年后直至孩子年满6岁。这意味着，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生育3个孩子可获得最高6万元的补贴。

此外，一些城市还为多子女家庭提供购房补贴，叠加住房优惠政策。 例如，河南省郑州市对“二孩”家庭给予2万元、3万元补贴，对“三孩”家庭给予3万元补贴； 云南昆明，“二孩”、“三孩”家庭购买新建商品房最高补贴3万元。 在北京，有大量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可纳入优先分配租金范围； 长沙市对当地户籍家庭有两个及以上子女的，额外增加购房额度。

政府和企业举措持续推进

除了各级政府，不少企业也加入了鼓励生育的队伍。

8月31日，去哪儿网宣布，自9月1日起，为员工设立生育补贴福利——“兔儿一代成长礼物基金”。 具体来说，所有工作满三年及以上的正式员工，以及2023年9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新生儿，每个孩子从1周岁到5周岁生日，均可享受10,000美元的10,000岁生日奖金。 人民币成长礼物。

此前，6月30日，携程集团刚刚宣布推出针对全球员工的生育补贴政策——“程二代程畅礼金”，即从2023年7月1日起，在职满三年的全球员工，无论性别，每个新生孩子每年都会获得1万元的现金补贴，到孩子年满5岁时结束。 据初步测算，携程未来计划投入10亿元生育补贴，鼓励员工生育。

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12月30日，互联网公司快手发布内部信，宣布调整员工福利和新生儿奖金，分为1000元、2000元、3000元三个级别。

2022年1月，农牧上市公司大北农宣布，对公司内部生育进行奖励。 员工第一胎补助3万元，第二胎补助6万元，第三胎补助9万元。 以此计算，一个有3个孩子的家庭可以获得公司18万元的奖励。 产假方面，第一胎在国家标准基础上增加一个月，第二胎增加三个月，第三胎增加12个月。

据公开报道，绿城集团、华侨银行、远东控股、雀巢大中华等企业也明确宣布鼓励生育政策。 相关措施重点是育龄员工现金补贴和延长产假。

对此，海豚社创始人、电商战略分析师李成东表示，企业在鼓励生育上下功夫，既是对国家政策的响应，也表明企业正在强化生育意识。社会责任感。 但这也与公司本身的盈利能力有关，需要有财务空间能够承担这部分支出。

生育率低的原因有多种

国家统计局预计，2022年，我国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低于死亡人口1041万人。 人口自然增长率将为-0.6，为1962年以来首次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自1950年以来首次年出生人口跌破1000万，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17年至2022年连续六年。

人口负增长反映了低生育率。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曾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当前中国正面临生育拉动的负增长。 与死亡导致的负增长相比，当前的人口形势更加复杂、更加难以解决。

长期低生育率的影响是多方面且严重的。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薄文熙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低出生率将对社会经济格局和运行方式带来一系列影响，包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可持续性压力加大等。” 、经济增速放缓，甚至部分地区社会整体下滑。”

宋健认为，育龄人群中，受个人主义观念盛行以及就业、购房等外部压力影响，年轻一代的主体——“90后”、“00后”，生育意愿最低。 从即将退出生育进程的“70后”和生育观相对积极的“80后”开始，这将对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产生较大影响。

有人口专家直接指出，要生“二胎”、“三胎”、“补上”，就要让年轻人在适龄时愿意生“一胎”，并提高生育能力。人们因拥有“一子”而获得的幸福感。

直接付款是最有效率的

“现在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昂的生育费用其实是一个很高的综合负担，不仅仅是经济负担，更是生育和育儿对他们原本自由的生活造成的影响。而且，他们不尊重养儿育女等传统传统，观念变得更加淡漠，所以“独生子女”问题很难解决，但如果“独生子女”的愿望增加，则整体情况会变差。将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李成栋说道。

提高“一孩”乃至“二孩”、“三孩”的愿望，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许多专家认为，需要采取更长期、更全面的措施，包括改善生殖环境、减轻经济压力、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和教育服务，在社会氛围中培养更强的家庭意识等。

但从目前大多数鼓励生育的政策来看，相比更完善的福利，财政补贴，即直接发钱，仍然是最重要的措施。 对此，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潘和林表示，很多发达国家鼓励生育不仅通过给钱，还通过提供福利，但建立社会化育儿体系的成本非常高，而且效率非常低。 因此，与社会化支持计划相比，直接支付的优势在于效率。

“有些人强调通过改善社会福利来鼓励生育，比如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生育等。 这些措施确实从根本上解决了养育子女的后顾之忧，但缺乏更强的激励作用。 如果我们想要人口增长，就不能只是降低成本，而是要激发生孩子的积极性。 直接奖励是成本最低、最直接的鼓励生育方式，这种奖励未来还可以转化为生育收入。”潘和林说。

北京商报记者 方宾南 实习记者 程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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