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有一群人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他们身怀绝技，以“病重先锋”的身份冲锋在前线。

戴上呼吸机、组装氧疗设备、协助俯卧、调试机器……

奔走于急诊科、手术室及各病区的抢救前线；

呼吸支持、健康教育、培训；

通过个性化的呼吸治疗计划，

为患者自由呼吸保驾护航。

他们有一个亲切的名字：呼吸治疗师。

“呼吸治疗师”作为一个职业只有短短3年的历史，但在很多医院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以下简称邵逸夫医院），呼吸治疗科已成立30年。

▲ 邵逸夫医院（来源官网）

科曼医疗采访了邵逸夫医院呼吸治疗科副主任/主任技师段凯良教授。 通过他的亲身经历和感悟，我们更加了解了国内呼吸治疗师群体目前的机遇和困难。

在很多不为人知的时刻，人们早已走过不为人知的地方，为后来者开辟荒地，种树种花。

1996年，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成立呼吸治疗专业实验室； 1997年，成立国内第一个医学技术系，开设呼吸治疗学专业，同年招收呼吸治疗学本科生。 截至目前，从这里毕业的学生仅有200多人，段凯良就是其中之一。

成为一名呼吸治疗师，对于段凯亮来说，是一个偶然的选择，也是跟随内心的。

▲ 段凯良接受采访

家里没有人是医生，但著名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却在家门口。 “当一名医生”成为了这个四川年轻人朴素的梦想。

但选择什么方向呢？

在眼花缭乱的科室名称中，“医学技术系”首先引起了他的注意。 “听起来应该是传统医学和高端科技的融合。” 段凯良笑着说，这是他的选择“顾名思义”。

入学后，营养治疗、影像技术、康复治疗、眼科、呼吸治疗五个细分专业摆在​​段凯亮面前，让段凯良不知所措。

时任医学技术系主任、国内呼吸治疗专业创始人（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的梁宗安教授指导新生选择专业。 梁教授在医生生活中从“被动”接受呼吸科到逐渐喜欢并坚持的经历深深鼓舞了段凯良，让他决心深耕呼吸治疗领域。

▲梁宗安教授（来源：《势头已到，我们应该做|专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梁宗安教授》）

2004年，段凯良从华西临床医学院呼吸治疗科毕业后，顺利进入邵逸夫医院呼吸治疗科工作至今。 “我们班只有11名学生，是名副其实的‘冷门专业’。”段凯良说。 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选择。 “就像梁老师一样，我自然会喜欢这个专业。”

采访中，匆匆从ICU出来的段凯良回忆起往事，言语温和，神情中​​依然带着安慰病人的温柔。

邵逸夫医院是国内第一家将大型呼吸治疗科作为独立科室运作的医院。 医院70%的呼吸治疗师在ICU工作。 他们主要从事日常呼吸治疗的核心工作。 他们每天不仅要面对困难而严重的呼吸问题，还要磨练复杂呼吸支持设备的操作技能。

▲ 段凯良（左一）和同事为患者进行呼吸治疗（来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呼吸治疗科30年发展》）

不幸的是，呼吸治疗师的工作并不广为人知。 回到2020年的湖北，当来自全国各地数百名呼吸治疗师奋战在一线的事迹被广泛传播时，这个重要的职业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

2020年2月25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呼吸治疗师等16个新职业。 从此，“呼吸治疗师”有了“身份证”。

▲驰援湖北的段凯亮（受访者供图）

当时，驰援湖北的段凯亮正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肿瘤中心一线忙碌。 “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们都很高兴。” 从事行业多年，得到社会认可，这是一大进步。

▲ 段凯亮（右）和同事在协和癌症中心准备和调整呼吸机（受访者供图）

回顾呼吸治疗的历史，早在70多年前，北美一些国家就建立了呼吸治疗体系，在学科建设、教育培训、实践体系等方面都比较发达。

然而，在中国，呼吸治疗学科体系正在形成，还处于起步阶段。 现有系统中呼吸治疗科室较少。 有些医院虽然设有呼吸治疗中心，但由重症医学科或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管理。 他们不独立​​运作。 很多医院科室甚至只有1、2名呼吸治疗师。

▲ 邵逸夫医院呼吸治疗科首任老师、美国罗马琳达大学心肺科学系David Lopez教授

1993年，在美国洛马琳达大学医学中心的指导和帮助下，邵逸夫医院在国内率先成立呼吸治疗科。 首任主任袁跃华教授为系建立了完整的团队架构。 刚成立时，团队只有8名呼吸治疗师，在与各科室的磨合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2017年，葛惠清教授接任科室主任，进一步拓展呼吸治疗工作。

▲ 科室首批呼吸治疗师部分人员：袁跃华（主任）、熊燕、程立军、邱文芳、刘蓉、罗荣华、付彩云、洪五军（来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呼吸治疗科30年发展》）

目前，呼吸治疗科是我国呼吸治疗专业中规模最大、技术最全面、声誉最高的“老牌科室”。 拥有近50名呼吸治疗师团队，分别负责庆春、钱塘两个校区。 其呼吸治疗全流程管理和呼吸治疗智能医疗Resp Care系统属国内首创。

▲葛会庆教授在采访中讲述科室的发展历程（图片来源《时代变迁，但初心不变——专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呼吸治疗科葛会庆主任》）

在葛惠清主任的带领下，科室致力于培养更多的呼吸治疗人才。 呼吸治疗师积极参与专家共识的撰写，发表相关论文，并在多地任教。 20多年来，坚持开展国家级继续教育班《呼吸监测与治疗新进展》，培训学员近万名。

▲ 1997年，科室举办首届全国继续教育学习班《呼吸监测与治疗新进展》（来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呼吸治疗科30年发展》）

段凯亮常年奔走于各种呼吸治疗培训班。 作为一名呼吸治疗师，段凯良在床边教学和临床操作，他更深刻地感受到和他在一起的团队正在日益壮大。

▲段凯良分享临床救治经验（图自邵逸夫医院公众号）

谈起自己在过去二十年工作中亲眼目睹的行业变化，段凯良非常感动。 刚入行时，他用罗伯特·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中的一首诗对自己说：

“但我选择了另一条路，它繁茂而孤独，也更加迷人和美丽，显然，这条小路上已经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了。”

现在，他知道，迟到者将会络绎不绝，沿途的风景只会更好。

“非典”、甲型H1N1流感、雾霾、新冠……呼吸困难始终困扰着公众健康，呼吸道疾病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与此同时，对精细化医疗和高质量健康服务的需求增加，呼吸治疗干预逐渐从术后早期康复转向术中甚至术前。

▲ 段凯良（左三）与团队奔赴“新冠”前线（受访者供图）

“但国内的情况仍然是需求高、难度高、从业者少。” 当谈到呼吸治疗行业的“由冷变热”时，段凯亮的语气并不轻松。 “呼吸机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帮助病人；用得不好，可能会给病人带来伤害，上手并不容易。”

随着医学的快速发展，不同的患者导致呼吸衰竭的原因不同，不同的呼吸支持设备具有不同的性能和特点，适用人群也不同。

呼吸治疗师需要根据不同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参数模块并重新组装各个设备，协助医生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呼吸治疗，制定合适的、高质量的治疗方案。

▲ 制定更合适的治疗方案（来源：邵逸夫医院公众号）

段凯亮从20年前的“非典”开始，“当时有些地方不知道如何使用呼吸机，有些呼吸机参数自从设备进科室以来就没有改变。” 对此，段凯良只希望呼吸治疗的推广能更快一些，提高救治更多危重症患者的成功率。

但近20年来，目前全国有近2000名呼吸治疗师，仍不足以覆盖一线临床需求。

段凯良坦言，“呼吸治疗在国内没有获得认证，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很多人进入这个行业后很迷茫，晋升时大多走医生、护士、康复技师的路子，这是行业最尖锐、最突出的问题。”

▲葛惠清教授（右二）跟踪重症患者情况（图片来源【凤凰周刊】）

科主任葛惠清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呼吸治疗同质化探索与实践。 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职称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希望以后有职称考试，让我们真正进入职业化管理。”

健全的职称认定制度、岗位权限和责任范围、清晰的职业发展平台、患者支出与医疗质量的平衡……已成为新职业急需细化和支撑的规范，也是当前从业者面临的行业难题。

“光是种树让人们纳凉还不够，尽最大努力留下芬芳就够了。” 对于未来，段凯良非常乐观。 尽管目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但他认为国内呼吸治疗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呼吸是人类的本能，但它在呼吸治疗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段凯亮在采访中表示，通过呼吸这件小事，让更多人认识到生命的价值，活得更加温暖、热情，这就是这个职业的伟大意义。

他和无数呼吸治疗师正在追随先驱者的脚步，继续谱写呼吸治疗的时代。 未来，呼吸治疗将在中国得到更好的发展，让更多的生命得以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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