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过程中大学智库的力量

智库是研究和分析公共政策的机构。 他们专门针对国内或国际问题向政策制定者或公众提供政策导向的分析和建议，帮助他们做出公共政策决策。 智库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它们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构建国际新叙事体系、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力量。 他们的发展水平与国家实力的发展密切相关。 无论是从全球智库发展历史纵向看，还是从世界智库发展趋势横向看，大学智库都是智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大学智库作为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架起桥梁，为国家战略搭建学术基础，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转化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能理解、能依赖、能获得的东西。 政策语言。 此外，高校智库依托学校得天独厚的资源，在国家公共外交、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智库是大国强国的“标配”

任何国家智库的发展都是基于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上的，是一个国家阶段性发展需要的产物。 大国崛起的过程也是智库发挥重要作用的过程。

智库应国家需要而应运而生，顺势而为。 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先后成为世界强国。 在这些强国崛起的过程中，各种智库也应运而生。 作为现代智库的发源地和模范国家，美国在智库发展史上经历过三次发展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智库成为世界智库大国。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在外交政策方面，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美国开始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心； 从国内政策看，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垄断、劳资冲突等社会问题不断加剧。 在进步主义的推动下，人们开始关注通过公共政策研究来实现更好的国家治理。 在此背景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10年）、政府研究所（1916年，布鲁金斯学会前身）等智库开始出现，它们是美国智库建设的源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需要不断增加，胡佛研究所（1919年）、外交关系委员会（1921年）、布鲁金斯学会（1927年）等“政策研究”智库纷纷成立。应运而生。 第二次是二战后。 面对“冷战”、美苏军备竞赛等国际事务，美国政府需要更多智库为其全球霸权提出解决方案。 以兰德公司（1948）为代表的政府契约型智库成立。 这些智库的主要业务是接受政府委托的研究任务。 第三次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面临内政外交转型与分裂的困境。 美国国内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国际“冷战”进​​入“苏攻美守”阶段。 “冷战”前半期，美国内部对内外政策的共识逐渐消失。 传统基金会（1973年）、卡托研究所（1977年）等“倡导型智库”相继成立，美国智库数量也出现了“大爆炸”。 这些智库并不回避宣扬特定的意识形态，强调“思想就是商品、政府就是市场”等理念。 可见，在智库产业最发达的美国，智库的发展始终与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密切相关。

一个国家智库的数量可以大致反映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现代智库起源于西方国家。 当前，各国智库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但一国智库的发展始终与国家崛起和社会发展相契合。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TTCSP）发布的《2020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智库数量为11,175个，其中北美2,397个，欧洲2,932个，占全球的47.7%； 3389人，占比30.3%； 全球智库数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美国（2203个）、中国（1413个）、印度（612个）、英国（515个）、韩国（412个）、法国（275个）、以及德国（266）、阿根廷（262）、巴西（190）和越南（180）。 从智库排名大致可以看出，智库数量与国家综合实力密切相关。 拥有大量智库的国家要么是世界舞台上的大国，要么是国际舞台上高度活跃的国家。

智库增速的变化反映了国力的盛衰。 对比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报告2020年的数据和2010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变化。 《2010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智库数量为6480个。全球智库数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美国（1816个）、中国（425个）、印度（ 292）、英国（278）和德国（191）。 、法国（176）、阿根廷（131）、俄罗斯（112）、日本（103）、加拿大（97）。 总体来看，过去10年全球智库数量增长了近一倍，但各国数据的波动似乎与国力变化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 美国仍然领先，是世界上智库最多的国家。 但其增长速度相对缓慢，与其他国家的数量差距正在缩小。 俄罗斯、日本、加拿大跌出前十，而韩国、巴西、越南等“新兴力量”进入前十。 尤其是韩国排名第五，令人印象深刻。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智库数量已从425个跃升至1413个。 这个数字是10年前的三倍多。 是前十国家中增速最大的国家。 中国智库随着国家的崛起而快速发展。

大学智库是全球智库的重要“方阵”

无论国内外，大学作为各国智力集中的场所，自然成为智库建设的重要中心。 宾夕法尼亚大学2020年智库报告收录了全球987所大学智库。 对比世界各地区，在亚洲、拉美、非洲、中东地区，大学和政府智库是智库的主导形式，大学智库的数量远远超过政府智库。 宾夕法尼亚大学将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评为2016-2019年全球最佳大学智库，美国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国际事务与外交与战略研究中心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德国波恩。 新加坡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尤索夫·艾萨克东南亚研究所是大学智库的典型代表。

大学智库凭借深厚的理论基础研究基础和雄厚的人才储备，始终紧密服务各国国家战略需求。 例如，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人造卫星一号”，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震惊和沮丧。 在此背景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托美国一些重要研究机构开展“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全面研究”，其中包括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外交政策中心等大学。 该智库开展“意识形态冲突、军事技术发展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的研究。 在15个重要课题中，高校智库负责研究其中7个。 可见，大学智库在当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一些国家，大学还扮演着智库“孵化器”的角色。 例如，世界著名的国际安全领域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曾是乔治城大学的附属机构； 外交政策研究所（FPRI）曾经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附属机构。 这些智库在成长和成熟之后，告别了他们所依赖的大学“单飞”。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智库建设，以增强国家软实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10年来，全国各类新型智库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在此背景下，我国高校智库也得到蓬勃发展，在新型智库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 2013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提出，要发挥高校独特优势，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贡献力量。 2014年2月，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大学智库建设推进方案》，明确了中国特色新型大学智库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开启了建设大门大学智囊团。 在此背景下，高校智库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015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首次入围的25家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中，有6家大学智库，充分体现了大学智库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重要性。 地位。 2020年，第二批国家高端智库名单公布，新增2家大学智库入选。

充分发挥大学智库在中国崛起中的作用

高等学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智慧的聚集地。 他们在智库建设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科学基础和人才。 西方国家拥有许多优秀的大学智库，它们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西方智库的建设植根于其自身的政治制度。 中国虽然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但不能照搬。 我国大学智库要立足国情、着眼世界，找准大学“参政”、“培育人才”、“启蒙民众”等特殊职能，充分发挥大学在智库领域的优势。基础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更好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扎根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满足国家战略需求。 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学承担了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任务。 大学教育体系具有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能够推动国家重大问题。 不同学科交叉融合，形成协同研究，形成集群效应，为国家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建议。 西方国家的大学智库善于为国家提供深厚的学术基础。 例如，美国学界在大国崛起过程中形成独创性理论，使美国战略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例如，长期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提供了学术理据。 这一解释框架也塑造了各国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理解。 如果我国的大学智库能够依靠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为国家提供高质量的叙事框架和战略框架，无疑将在国家的对外战略中发挥重大作用。

连接公共政策研究的需求侧和供给侧，发挥桥梁作用。 一方面，大学智库可以将大学的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延伸到政策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协助大学优质科研成果的政策转化，实现知识的应用。 另一方面，高校智库与政府、企业、社会等“需求方”有着密切的关系。 它们可以将社会各界对学术研究的需求带入大学，给大学科研带来政策的针对性和敏感性，也可以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 高水平发展。

充分发挥高校智库在公共外交和舆论引导中的作用。 大学智库除了深耕科学研究外，也是开展公共外交、引导舆论的重要阵地。 高校智库依托高校国际教育与合作交流的优势，通常通过组织高质量论坛、国际会议、项目合作、访问学者、调研交流等方式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当前大国关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大学教师和青年学生作为大学智库公共外交的主体，敏感度相对较低，学术可信度较高，可以为国家外交战略打开重要渠道。 同时，高校智库善于通过传统出版物、讲座、沙龙、研讨会、对话等方式发布研究成果，并利用各种新媒体向公众广泛推广研究成果。 例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关注国际时事，通过其主办的国际关系领域顶级期刊《国际安全》发表学术研究成果，塑造国际舆论。 同时，中心专家通过发表文章、举办讲座、接受采访等方式，就热点问题发声，塑造舆论风向。 大学智库以其独特的人才和学术优势，在文明交流互鉴、国际问题设置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充分发挥大学智库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核心使命，也是大学智库区别于其他类型智库的主要功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支撑。 人才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大学智库肩负着培养青年学子的重要使命。 首先，大学智库通常肩负着联合培养研究生、配合学校学生教育的任务。 高校智库可以利用自身资源，邀请来自不同高校的高水平、专业化、多元化的智库专家团队，为学生提供专业教学。 其次，大学智库可以通过学术会议、讲座等方式，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习和交流机会。最后，大学智库可以通过搭建合作平台，增加学生的社会实践经验。 例如，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是清华大学的校级研究机构。 成立于2018年，将人才培养与智库建设紧密结合。 作为大学智库，战略中心在清华大学开设本科课程，邀请各领域顶尖专家为学生授课，启发学生思考。 开设“战略与安全大讲堂”和“战略阐释论坛”，邀请国内外该领域知名专家，为同学们提供优质的学习平台。 指导成立“清华大学学生全球战略研究会”，创办“战略青年”等青年学生团体，为优秀青年提供国内外社会研究机会，致力于培养具有战略眼光的青年学生和学者和国际视野。 此外，通过纳入实习生，学生可以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参与基础研究工作和稿件写作工作，让学生积累实践经验，开阔视野。 大学智库丰富人才培养模式，以智库建设实践引导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助力国家发展。

《孙子兵法》云：“第一步以敌攻敌，第二步攻敌，第二步攻敌，第三步攻城。” 孙子的主张深刻地说明了战略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各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更加迫切需要智库为决策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政策建议。 大学智库凭借独特的学科和人才优势，成为连接学术研究和政府的桥梁。 高校特色新型智库要找到自己的正确定位，充分发挥“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职能和使命，为国家建设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作者周五华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博士生；大伟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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