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岁的何文富48年前因强奸罪首次被湖北钟祥县法院和荆州中院判处20年有期徒刑，后被改判为15年。 他在审判期间拒不不认罪，并在服刑后一直写信。

2015年后，原案三名证人吴国富、范德才、谢翠香均站出来证明何文富无暇作案。 就连作为强奸案“受害人”的卓某也在手印声明中表示：“是办案人员让我指认何文福就是犯罪者。根据工作人员的指示，何文福是凶手。”对此案负有责任。”

卓指纹的解释

上述新证据形成于2017年之前，但2019年湖北省检察院仍驳回何文福的上诉。 近日，承办其申诉的检察官告诉他，该案目前已暂停审理，仍在进一步审查中。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53条明确规定：“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实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应当重新审理。” ” 《规定》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也一脉相承，并明确规定：“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实错误，可能影响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的，定罪量刑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那么，何文富老人提交的新证据是否达到了“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实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程度呢？ 按理说，没有犯罪时间，就不可能犯罪。 这是常识、常识、常识。

例如，《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要求，辩护人收集到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的无罪证据（如果没有犯罪时间的，当然不是在案发现场），目的是尽快排除嫌疑人。 涉嫌犯罪，以便及时释放人，并保护无辜者免受刑事起诉。 因此，即使本案没有被害人提供新的证言否认何文福犯罪，也应当具备启动再审的程序条件。

更何况，本案中，受害人卓某交代了当年的情况，称何文福并非当年的犯罪人，这本身就是“一票否决”的新证据。 ”何文福一看到（受害人发表的）声明，何文福激动地哭了，“受害人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在监狱里已经十几年了，真是冤枉了。” ’”然而，到目前为止，何文富似乎还没有等到案件的实质性进展。

笔者注意到，上游新闻2021年报道此案时，标题是“河南70岁男子被控“强奸”46年，受害人声称当年没有被强奸”。 一晃又过去了两年。 这种往往以年计算的等待，对于79岁的何文福来说太残酷了。

本案的法理并不复杂。 当受害人声称何文福不是当年的犯罪人时，审查机构应该对受害人进行深入调查，过去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记录，现在又为什么要改变证言。 如果新证据不构成伪证，应当提出抗诉再审。 如果发现被害人作伪证或者辩护人命令被害人作伪证，则另当别论，但必须有明确的说法。

提起再审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如此多的关键新证据的出现，包括当年证人的“撤回”，受害人声称自己当时受到了办案人员的指示，但重审程序尚未及时启动。

在法治社会，司法机关应该及时纠正错误，还是申诉人应该继续等待最新证据？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但具体案例的调查却极其困难。 也正是因为如此，自上而下的监管需要发挥作用，监管的时间也必须有明确的界限，不能无故中断或拖延。 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四十八年？

（江泽刚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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