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学相互联系的世界。 大学起源于中世纪，但现代研究型大学历史悠久，不可避免地具有国际性。 大学首先在德国被重新构想，然后在世界各地开始采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德国模式。

如果说德国大学在19世纪制定了全球标准，如果美国大学在20世纪脱颖而出，那么吸取了欧美教训的中国大学准备好引领21世纪了吗？ 我一直在自己的研究中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今天，中国展现了建设更多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 英国咨询公司Quacquarelli-Symonds编制的《2023年QS世界大学排名》将北京大学排在大多数美国常春藤联盟学校之前，清华大学紧随其后。

南方科技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等年轻的中国大学正在崛起。 在国内，昆山杜克大学和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等雄心勃勃的美中合作也在蓬勃发展。

美国仍然拥有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招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教师，其中包括杰出的中国学者。

这些学生和教授帮助中美大学之间建立了重要的学术伙伴关系。 2018年，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科学与工程领域合着论文中，有超过20%涉及中国研究人员。

然而，美国作为海外人才首选目的地的地位并不稳固。 如果美国限制中国学生赴美留学，那就帮了欧洲一个大忙。

到2020年3月，英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中国学生的首选留学目的地。 2022年上半年，美国向中国公民发放的学生签证数量较疫情前下降了50%以上。 近年来的政治言论也导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减少。

华盛顿正在对这些学生和学者施加危险的限制。 中国和海外华人聚集了越来越多最优秀的学术人力资本，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质量和数量增长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 如今，任何不对中国人才开放的研究型大学都会限制自己的未来。

美国教育主导地位的真正危险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国内。 自2008年以来，美国大多数州都减少了对公立高等教育的投资。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经是世界领先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典范，但由于一系列大规模预算削减而遭受重创，现在成为美国公众不愿支持高等教育的例证。 与此同时，对美国著名私立大学更大的影响不是来自中国的竞争，而是杜克大学前校长理查德·布罗德海德所说的“卓越惯性”。

与此同时，也有人呼吁与中国脱钩。

自1979年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议以来，双方共同努力，在癌症和艾滋病研究、流感追踪和气候变化技术等领域取得了突破。 但这些合作现在基本上已被搁置，交易本身也处于危险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中美两国的大学领导人必须逆流而上的政治趋势。 他们知道自我隔离对大学来说就是死刑。 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巴科（Larry Bacow）2019年访问中国同行，他和同事们一致认为，即使政府不能合作，大学也必须合作。 在最近的一次中国之行中，我还发现学术领袖希望与美国同行重新接触。 他们知道，中国大学的发展得益于国际模式以及与欧美同行的合作。

他们的大学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已经跻身世界最佳之列，同时还宣扬开放探究的价值观，这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 他们学会了放眼长远，着眼未来推进建设。

这样做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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