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赫利丹

11年前，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与仪器分析专业的多才多艺的1992级女学生朱玲遭遇离奇“铊中毒”事件，导致全身瘫痪、100%残疾、脑部发育迟缓。

11年来，关于朱令中毒原因的争论和质疑从未停止过。 1997年4月，朱令父母得知警方传唤了朱令宿舍女生苏慧（化名）。 苏慧被认定为当时的“最大嫌疑人”。

2005年12月30日，苏慧​​在天涯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朱令铊中毒案引起的谣言”，声称“最近网络上关于我的谣言越来越激烈，甚至自行消声”成为了一个疑点”、“我是无辜的，我也是朱令案的受害者”。 2006年1月13日，苏慧通过天涯网站再次发表声明，称“已委托其家人于2006年1月9日向公安机关提出正式书面申请，强烈要求公安机关采取透明处理方式重新调查朱令中毒案，调查“了解真相，给朱令家人一个交代，还我清白”。

沉寂11年后，苏慧的两次自辩引发网络热议。 真相是非扑朔迷离，朱令事件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中毒前后

2006年1月13日，北京下了第一场雪。 冬日温暖的阳光照在窗台上，几盆小红花静静地绽放着。

轮椅上的朱令睁大眼睛看着窗外。 阳光亲吻着朱灵长长的睫毛，但事实上，朱灵的眼睛里已经看不到任何风景了。

在朱令的父亲吴承志和母亲朱明欣看来，女儿“铊中毒”的迹象并不明显。 11年后，朱令的父母早已两鬓发白，但他们始终不解：“铊盐怎么能杀人呢？” 进入了我女儿的身体？ 谁在朱令的食物里放了铊盐？”

在朱令北京的家中，朱明欣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起朱令中毒前后的几个关键时间点和细节：

1994年11月24日，朱令21岁生日，吴承志特意邀请宝贝女儿出去吃饭。 吃了几口后，朱令告诉父亲，自己肚子疼，“感觉不舒服，吃不下东西”。

那段时间，朱令一直忙着准备学校的“12月9日”演出。 作为清华大学民乐团的重要成员，朱令对这次演出尤为看重。 “她非常兴奋，甚至给了我和她父亲一些硬币。” “给我们一张演出票，让我们去看吧。”朱明欣回忆道。与此同时，朱令开始掉“更多”的头发。

12月11日晚，吴承志和朱明欣在北京音乐厅观看了清华大学民乐团的专场演出。 朱明欣清楚地记得：金碧辉煌的音乐厅里，身穿白上衣、黑裙的朱令端坐在舞台上，熟练地演奏了古琴独奏《广陵三》，朱令端还参加了乐队的几个合奏节目。

因为提前知道女儿身体不舒服，朱明欣隐约感觉到朱令在表演过程中一直在“坚持”。 演出结束后，朱明欣去后台寻找女儿。 当时的朱令看上去“脸色不太好”。 朱明欣劝她回家，朱凌却坚持把道具运回学校，称自己要“和大家一起回去”。

清华大学民乐团的一位老成员后来回忆说：“演出结束后，朱令并没有参加清华大学南门一家餐厅的庆祝活动，我才听说朱令已经三天没吃饭了，完全是凭借自己坚强的意志完成了所有的表演。”

第二天，12月12日，朱令独自回家。 她告诉母亲，她“胃痛得难以忍受”。

12月23日，朱明新将女儿送到北京同仁医院治疗。 这一天，朱令的长发全部掉光了。

在同仁医院消化内科治疗的一个月里，朱明新晚上就睡地板陪女儿。 朱令的肚子疼得一晚上都睡不着，腰上还长了“带状疱疹”。 他不得不使用轮椅去照相馆。 和。 朱令显得“很烦躁”，因为他无法担心接下来要做的课程和实验。 同仁医院的医生没有找到朱令的任何病因，只开了氨基酸等消化药物。 1995年1月23日，朱令出院。

1995年2月20日，新学期开始，朱玲坚持去学校。

“那年春节过后，朱玲去上课了几天，很奇怪。她戴着帽子，我们知道她掉头发了。后来我们发现她生病了，但我们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 2006年1月14日当天，朱令在清华大学理化二班的同学李宪平告诉记者。

接下来的两周，朱令在清华校园待了近八天，除了周末回家一次。 她“走路有些困难”。 朱明欣非常担心，多次前往清华大学看望女儿。 朱明欣对朱令宿舍的印象是“很乱，桌子上随意放着水杯”。

此时，朱令大部分时间都在宿舍里复习作业、准备补考。 他早餐吃从家里带来的强骨餐和面包，每天到乐队同学那里用电炉加热从家里带来的中药瓶。 朱令在电话里告诉妈妈：“乐队同学要帮我做饭，我不要他们帮忙，我自己做饭。”

直到1995年3月3日，朱令再次独自回家。 那时，朱令的头发已经长了几厘米。 她告诉妈妈“全身都疼，最疼的是脚”。 朱明欣大惊，带着女儿到北京第三医院、北京医院救治。 没有疗效时，他带着朱令到北京协和医院专科会诊。

3月9日，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顺伟看望了朱令。 李顺伟告诉朱明新，朱令的症状“与20世纪60年代清华大学铊盐中毒事件太相似”。 他建议祝明欣赶快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教育部。 健康与职业病研究所专家张守林作出鉴定。 张首林后来向李顺伟咨询，高度怀疑朱令患有“铊中毒”。 但由于条件所限，朱令并未对铊中毒进行鉴定。 而是在协和医院急诊室观察，等待住院床位。

3月15日，朱令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病房。 她重新长出来的短发全部掉光了。

记者查询朱令当年在协和医学院的病例得知，协和医学院在收治朱令时对朱令的病情认定为“脱发、腹痛、关节肌肉疼痛3个月，远端部位疼痛”。双下肢7天，头晕3天……患者入院，前三个月（1994年12月8日）无明显诱因的腹痛，为持续性钝痛，伴有阵发性痉挛。三个月后，我开始脱发，肩膀和膝盖酸痛。”

朱令两次因紧急中毒住院后，协和医院的医生向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老师询问了朱令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接触实验药物的情况。 老师填写了一份实验药物清单交给了医生，确认朱令没有接触过化学药物。 清华大学化学系的一位老师也告诉朱玲的父母，清华的化学药品管理非常严格。 两个人可以同时取出药柜钥匙并开药。 在协和住院期间，朱令也向医生否认自己有重金属接触史。

朱令当年在协和医院的病例研究显示，初步诊断结果是“周围神经病变、肢端红肿的原因待查”。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1998年《民事判决书》显示，1995年4月18日，协和医院出具朱令病情报告，结论认为朱令“急性播散性脑脊神经根神经炎的可能性很大”。 在此期间，协和医院通知朱令家属，明确可以“排除铊中毒”。

1995年3月23日，朱令接受了气管切开和气胸手术。 此后，朱令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3月26日，朱令被送往协和ICU（重症监护室），并接上了呼吸机。 两天后，朱令陷入了长达两个月的深度昏迷。

4月28日，朱令父母的朋友通知北京市职业病研究所可以进行铊中毒鉴定。 他们收集了朱令的指甲、大片脱落的皮肤，以及1994年12月朱令生病时掉落在朱令身上的尼龙运动衫。头发、血液、尿液、脑脊髓等样本从协和医院采集并送往医院。北京市职业病研究所专家陈振阳进行检测。

记者看到的陈振阳当天出具的一份检测报告显示：“尿液中铊含量为275微克/升；脑脊液中铊含量为263微克/升；血清中铊含量为31微克/升。” ；头发中铊含量为532微克/升；指甲中铊含量为22824微克/升（北京人尿液中铊含量为0-5微克/升）。

据此，陈振阳认定朱令的病是铊中毒所致，而且他两次中毒，不是自杀就是他杀。 陈振阳告诉祝明新，铊盐无色无味，“即使放在面包里也察觉不到”。

同日，协和医院开始使用普鲁士蓝为朱令解毒。 曾担任朱令康复医生的北京复兴医院全科医师胡海英告诉记者，铊离子很容易与细胞上的蛋白酶结合，而价格非常便宜的普鲁士蓝是一种常见的染料，可以快速取代铊离子排出体外。

“已经太晚了，玲玲中毒住进协和医院已经是第50天了，铊中毒损害了她的神经系统，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祝明欣说。

复杂离奇的朱令事件

铊中毒权威鉴定，找到了朱令五个月内两次发病的原因。

“在此之前，我们的心思都是为了救女儿。鉴定结果出来后，我们立即报了案。” 吴承志说道。

朱明欣告诉记者，4月28日晚，朱玲的父母通过朱玲的姑姑找到了时任清华大学化学系副主任、分管学生事务的薛芳宇教授。 朱令的姨妈请求到薛芳宇家报案。 薛芳宇教授立即向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何梅英、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请示。 请示后，薛方宇立即致电安全部部长、清华大学派出所副所长汇报此事。

第二天一早，朱令的姑姑联系了薛芳宇教授，要求同学们立即搬出宿舍保护现场，朱令在学校的财物也被扣押，准备进一步检测。 薛方宇教授表示，让学生搬出去有些困难。

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

1995年3月下旬，朱令住院后不久，朱令的一位女同学给吴承志打电话，告诉他：“朱令还剩下一些面包，我们可以分着吃。” “显然，有人在销毁证据。” 吴承志向记者回忆起这一细节时强调。

4月28日至5月7日期间，朱令的宿舍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盗窃案”。 当天来检查的警察后来告诉朱明新夫妇，钱撒在地上； 一位联系朱令的清华老师告诉他们，后来同学打扫卫生时，在宿舍床底下发现了朱令的杯子。

朱明欣因此怀疑“投毒者想要破坏犯罪现场”。

5月7日，朱明新夫妇被清华派出所叫去做笔录。 由此他们得知，朱令的案件是由清华大学派出所和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大队相关人员侦办的。

1997年4月上旬，北京市公安局退休警官王步特意找到朱明新夫妇，提醒他们作案者应具备的几个条件：1995年2月20日至3月3日期间，他曾接触朱令的饮食和生活起居可以防止朱令意识到自己中毒； 熟悉朱令的活动规律和生活习惯，掌握中毒的时机和场合； 了解铊盐的毒性和毒理学； 可以获得铊盐； 有犯罪动机； 有异常行为。

“有了王步的提醒，我们的怀疑范围很快就缩小了。” 朱明欣说道。 她后来记得，事发前，女儿曾多次在谈话中向她介绍过她的好朋友苏慧。 朱令和苏慧的关系很好，因为他们都是北京人。 经过朱令的介绍，苏慧也加入了清华大学民乐团。 。

朱令曾问母亲：“为什么好朋友即使是好朋友，却总是有不好的事情呢？” 有一次，民乐团的活动暂时取消，朱玲就去北太平庄跟古琴老师上课，练完后就回学校自习。没想到，苏慧告诉同学：“没有了。”今天乐队活动。”本来朱玲在民谣乐队活动很多，很少参加班级活动，她也压力很大，结果，同学们甚至会想，“即使乐队没有活动，朱玲也”不愿意参加班级活动，朱令感觉很尴尬。” 朱明欣回忆说，这样的“尴尬时刻”还有很多。 还有一次，民谣乐队请来了音乐学院的老师来上课。 朱令回到家后，告诉母亲，苏慧告诉老师，朱令的音乐水平已经很高了，不需要过多的指点，所以他把朱令推到了后排。 朱令因此很不高兴。 不开心。

朱令中毒后，清华派出所民警对朱明欣说：“你可以大胆怀疑。”

苏慧在近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没想到，1997年4月2日，我毕业前夕，我突然被公安局十四大队带离实验室审问，理由是我“只是了解情况并换个地方。”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让我在一张纸上签名，上面写着‘犯罪嫌疑人’三个字。” “1998年8月，十四公安局宣布对我解除嫌疑，他们承认没有证据证明我和朱令涉嫌中毒有关。”

声明还强调，“1997年6月30日毕业典礼前，系领导通知我，因我正在接受警方调查，无法颁发毕业证书，并要求家人来学校谈话。 ”

谁可以处理铊盐？

“得知朱令中毒后，我们感到震惊、难以置信。我们一直有一个疑问，朱令是如何接触到铊盐的？” 清华理化二班11年的同学李宪平和朱令的其他同学一直希望找到朱令忠的铊盐剧毒的原因。

北京复兴医院全科医师胡海英向记者形容铊盐的危害“比砒霜还要厉害数百倍”：“铊盐是一种剧毒化学物质，无色无味，添加一点点就可以了。”误入食物和饮料中会造成严重危害。铊盐中毒可致命，如果没有专业仪器检测，很难发现铊盐中毒。铊盐需要高度储存，不是普通人可以从市场上买到的或从实验室获得。”

据胡海英介绍，目前北京只有约200人能接触到铊盐。 使用铊盐的都是科研单位做化学实验或者一些化工项目研究，以及清华大学、北大等一些大型大学的一些专项项目。 的实验室。

朱令身边谁能接触到铊盐？

1997年4月9日，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朱令的父母，与朱令住在同一宿舍的一个女孩因为帮老师做一个项目而接触了铊盐。

2006年1月12日，指导苏慧本科论文的童爱军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承认，自己和苏慧因项目需要接触过铊盐，但童爱军教授强调： “我只是说，只有我和苏辉能接触到铊盐，这是错误的。 我只是一名讲师，参加了一个大型研究小组。 这个课题组还有其他的教授和同学参加，而且这个课题组不限于我们清华单位。 ”童爱军教授说，朱玲事件发生后，她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仔细地告诉了部门和派出所。“现在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有些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

李先平告诉记者，当时在清华大学，学校鼓励一些学习比较优秀、有学习空间的本科生提前参与一些教授、副教授项目的研究。 当时理化二班很多学生都在参与这些项目，而且每个人的项目都不同。 “高校对化学品的管理不严格，肯定有漏洞，管理有时松，有时紧。当时做实验时，同系的学生和其他系的学生基本上都可以进实验室。”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李宪平说道。

1997年5月，北京大学化学系1994岁男生王小龙用铊盐毒死了同学江林。 理由是“以前江林跟我关系那么好，现在却不理我了”。 一时间舆论哗然。 同年7月28日，国家教委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学校实验室化学危险品管理的通知》（教备部199713号），指出：“5月份1995年、1997年5月，清华大学、北大学生发生两起铊盐中毒事件，除了涉嫌人为犯罪外，铊盐作​​为药品监管不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只有北京职业病研究所、北京307医院、北京朝阳医院等专门的“职业病”鉴定中心才能鉴定铊盐中毒。 其他医院需要将中毒患者的样本送到这些专门的中心进行铊盐中毒检测。 在。 “一般医务人员对铊盐中毒的了解很少，对铊盐的危害和铊盐的管理缺乏了解，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 胡海鹰分析道。

1997年6月26日，清华大学领导在会见朱令家属时强调：“在管理上，学校按照药品管理规定执行”。

1998年8月25日，在北京市公安局与朱令家属的正式会见中，确认了以下事实：朱令被证实是铊盐中毒； 经证实，清华大学实验室购买了铊盐，且铊盐的使用并不严格。 管理和登记； 排除朱令本人及其亲属接触铊盐的情况。

朱玲被诊断出铊中毒十年后，苏慧在声明中反驳说，她并不是唯一接触铊盐的学生。 “最重要的是，学校对有毒试剂的管理并不严格。 铊溶液和其他有毒试剂已经在桌子上放置了好几年，实验室的门有时也不锁。 很多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去实验室帮助老师做实验，实验室也对其他院系的学生开放。 在做实验时，学生们互相借用设备和药品也是很常见的。 这种情况已经很多年了，甚至在朱令中毒确诊后也没有太大改善。”

为了证实这一事实，苏慧称，1997年4月，从未在清华大学工作或学习过的哥哥，独自借了一台家用摄像机，白天上班时间到化学系实验楼，进入了几个实验。 房间里，从其中一个实验室的实验台上取出一大瓶带有骷髅标记的有毒试剂，举到镜头前，带出了实验楼，然后又放回了原来的地方。从。 整个过程被拍摄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里，这样的事情又重复了好几次，但每次都没有人注意。”

未破案件

“虽然我们一直有这样的疑问，但我们不能在不了解的情况下随意猜测。” 李显平认为，谨慎说话就是“负责任”。

朱令的父母也在苦苦寻找证据。 1997年上半年，朱令的同学们即将毕业，朱令的叔叔去清华大学找到了几位理化二班的同学，希望他们能提供朱令在校生活的详细情况，但令人失望。 奇怪的是，没有同学告诉他们这期间发生的事情。

十一年后，朱令事件成为悬案，苏慧家族有“特殊高层背景”的说法也在悄然流传。

一种说法是，朱令的家人也有“高级干部出身”。 对此，朱明欣提到，一位表弟跟她开玩笑，“我叔叔是高干的尾巴”：“我父亲朱启明，曾经参加过‘十二九’运动，之前在北京市委工作过。 “文革”期间，他平反了，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担任顾问，不久就退休了，2001年去世。我母亲退休前是北京一所中学的校长。

11年来，关于凶手是谁，各种说法层出不穷。

2006年1月13日晚，记者联系上负责侦查朱令案的北京市公安局刑警十四大队民警李树森。 李树森以“有些事很难说，也不能说”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连日来，记者在采访中，对于朱令事件最常见的回答是“不知道”、“不清楚”。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的一些重要细节正在被遗忘。

1996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有关领导在与朱令父母谈话时表示，案件难度很大，还在努力中。

1997年2月，化学系薛方宇教授等两位老师来到方庄医院看望朱令。 薛方宇教授向朱令父母透露，他将配合公安局进行有效调查。 此后，朱令父母多次询问，但至今尚未得到回应。 “但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朱明欣还一头雾水。

在祝明欣的印象中，她最后一次见到苏慧是在1996年初。她和宿舍里另外两个女生——新疆的王琪和陕西的金雅——一起去海军总医院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朱令。高压氧舱治疗。 那天，朱凌霄的声音特别大。

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提供线索的丈夫安王不夜也去世了。

至今，朱明新已多次往返于公安局信访部门和刑警大队之间。 “苏慧愿意出面是一件好事，我希望她能够提供破案线索，虽然希望渺茫，情况也不容乐观，但我还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不然我就真的对不起我的孩子！” 看着自己已经痴呆、残疾的女儿，祝明欣只能这样给自己打气。

网络影响下的朱令事件

“她天生丽质，眼睛明亮，脸蛋白皙，身材高挑，举止优雅，举手投足间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辅导员甚至建议她参加礼仪比赛。” 二班班长张莉描述了第一次见到朱令时的情景。

“一个聪明、活泼、运动能力很强的女孩，有点为自己的优点感到自豪，但真的很优秀。” 在贝志成对记者的描述中，朱玲同学是一个“尖酸刻薄”的女孩。

1995年4月10日，朱令的初中、高中同学、北京大学力学系1992级学生贝志成第一次来到协和医院病房，看到朱令赤身裸体，处于昏迷状态，全身插着各种管子。

“每个同学看到朱玲的行为都会尽力帮助她。当时我们宿舍正在做互联网实验，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互联网是什么。只有北大、化工大学三行。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已经联网。”2006年1月13日晚，朱令中毒11年后，贝志成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道。

北志诚震惊地问朱明心：“阿姨，你能通过网络救走朱灵吗？” 随后，贝志成和其他几位同学通过网络向国外发送了一封有关朱令病情的英文电子邮件。 朱令乐队后来在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任教的同学黄凯胜等人检索了1995年4月至5月北志成从国外发来的一些电子邮件，共1635封电子邮件，并一一阅读。 。 黄凯胜1998年4月25日书面提交的资料显示，“提出诊断意见的电子邮件有211封，表明朱令患有铊中毒，占提出诊断意见的电子邮件总数的79.92%”。

但4月18日凌晨，当贝志成拿着通过电子邮件确认的诊断结果发送到协和医院时，最终的结果却要等一天。 朱令的父母不肯去看，只好自己去有关部门鉴定铊中毒。”贝志成说。

2000年11月26日，北京第2号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联合医院应以100,000元的金额来补偿朱琳的医疗和其他费用，理由是“联合医院的无所作为导致诊断为Zhu Ling's的延迟健康）状况。”

朱林的案子曾经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里程碑。 通过在互联网上收集信息以及远程诊断和治疗，挽救了曾经美丽的生命。 同时，朱琳的故事开始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2004年3月，为海外学生建立了“ Help Zhu ling Foundation”。

“没有互联网，朱琳将不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 现在可以在自己的家计算机上浏览新闻的朱明蛋白仍然有这种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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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nghua的thallium中毒的受害者朱·林（Zhu Ling）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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